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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的金庸报人与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

2020-07-12

来源:上报

文学家的金庸报人与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

一、文学家的金庸与鲁迅曹雪芹比肩

2018年10月30日,传来金庸仙逝的消息。作为其忠实读者,心情沉重,惆怅不已。金庸一生有四个身份:文学家、报人、政治参与者、学者。本篇先讨论作为文学家的金庸。

金庸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有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毫无疑问,金庸是香港最伟大的文学家;大概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白话文中文文学世界最顶尖、影响力最大的几个文学大师之一。其十五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影响力跨越跨越地理,跨越世代,跨越政治分歧,从195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影响力还不息。

在香港1950年代,梁羽生和金庸相继写「新派武侠小说」,最早从香港报纸连载开始,迅速在香港流行。梁羽生虽然先写,但金庸凭借其小说故事之曲折、人物形象之丰满、主题之互不雷同、想象力之丰富、塑造的武侠世界的奇幻、文字之典雅、气势之磅礴、蕴含文化之广博、与历史结合的恰到好处、思想的深刻,很快后来居上。

金庸小说也因此迅速从香港传到台湾、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开始的时候,戒严时期的台湾并不欢迎金庸小说,它们需要披着其他作者的名头,书名也要改名换姓才能在台湾「非法」流传。1975年,远景出版社要正式出版《射鵰英雄传》,经过几年的申请和争取,最后要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才能公开发行。

邓小平对金庸小说爱不释手

在中国大陆情况更糟糕。共产党政权把武侠小说视为「封建遗毒」,在1949年之后予以封杀。可是,国家领导人早就利用「特权」率先欣赏金庸的武侠小说。邓小平在1975年托人从香港带回一套到北京,此后对金庸作品爱不释手。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梁羽生,1981年在北京接见金庸。这样,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武侠小说开始解禁。

儘管如此,在中国大陆,武侠小说依然长期被视为「毒害青少年」,中小学大多禁止学生读金庸,害怕上瘾影响学习。金庸小说在整个八十年代在大陆都没有授权发行,严格地说还是「非法出版物」。但这无法妨碍金庸的武侠小说以报纸连载、杂誌和盗版书的形式迅速流行。当时在大陆风行租书业务,盗版的金庸小说就是这些小店的经济支柱。一个学生借了书,整个班互相传着偷偷看乃是当时的常态。

迄今,金庸的小说已经至少售出逾亿册,由于盗版数量太多,根本无从準确估计。在香港,公共图书馆中,金庸作品至今还稳占借阅量榜首,而且通常前十中有八到九本都是金庸小说。

香港「文化北伐」的象徵

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还不限于这十五本书的文字本身,大量的电影电视改编作品也让金庸小说更深入人心。两岸三地光是《射鵰英雄传》以及其衍生作品的电视剧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香港无线电视(TVB)几乎拍过所有金庸小说,不少还拍过两次。其中,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版的《射鵰英雄传》可谓经典之作,不但在香港引起收看热潮,达到99%的收视率(后来被另一部金庸改编剧集《神鵰侠侣》超越),引入到大陆后更长期反覆在各个电视台播放。在1980-90年代,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个象徵。即便到了1999年,笔者到中国各地旅行,发现几乎所有卫星电视台都在播TVB最新拍的《天龙八部》。这种盛况直到后来中国规定在黄金时段不能播放港台剧才告一段落。

此后,中国大陆成为翻拍金庸剧的主力。大陆导演张纪中又把几乎所有小说都重新翻拍过一次。其他导演也不甘后人。即便翻拍如此之多,每次再度翻拍金庸剧还不断成为宣传噱头,选角与造型阶段往往就能掀起讨论热潮。

1996年,台湾出版游戏《金庸群侠传》,开中文世界RPG游戏的先河,在两岸三地都极受欢迎,很多从DOS时代的游戏玩家到今天还津津乐道。至今,金庸群侠传Online版还广受欢迎。一个游戏概念吃足二十多年。除了游戏本身的功力,更是金庸小说的成功。

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还在于其不断被「二次创作」,成为其他新的文学作品的养分。早期,给金庸小说写前传后传非常流行,辅以一堆「金庸新着」、「金庸巨着」、「全庸」等「山寨版笔名」,让非法书商大赚。后来,金庸小说被用于不计其数的同人小说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情色小说或色情小说,黄蓉、小龙女等都是永恆的被意淫的主角。最后,就算金庸小说中的角色名字也已经带有丰富的内涵。2000年代,大陆一业余作家写作有关大学生活的小说,用金庸角色的名字,作为其小说中的各大学生的名字,着作立即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作者抛开其专业转而经营文化公司成为巨富。

与曹雪芹、鲁迅相提并论

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还在于其不断被人讨论和研究。在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还以「通俗文学」的眼光看待金庸小说。到了九十年代,开始有人以对待严肃文学的态度加以研究。现在中国左派学者孔庆东最初出名,就是靠分析金庸小说。一旦突破了「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成见,很快,围绕金庸小说的研究成为了蔚为壮观的「金学」,各方学者从文字、版本、索隐、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考察金庸作品。

当一个人的作品能形成「某学」的时候,就知道金庸的成就已经超越绝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家,进入能与曹雪芹、鲁迅等殿堂级人物相提并论的阶段了。由此,武侠小说在中国也不再被视为对青少年不良的作品。金庸小说节选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正式登入「官方肯定」的大雅之堂。1999年,《亚洲周刊》排出世纪百大小说,金庸的《射鵰英雄传》和《鹿鼎记》分别排名29和31位,是少有连中两元的作家。在另一个评比中,金庸被评为中国当代作家的第四位。

更难得的是,对金庸的讨论不限于学术上,还深入普通人之中。在中国以前最有名的天涯论坛,有一个专门讨论武侠小说的版面,里面百分之八十都是讨论金庸作品,讨论範围从武学排名,女子美貌排名,郭芙与郭襄的比较,到张无忌到底喜欢赵敏还是周芷若,韦小宝最喜欢哪个老婆等等不一而足。金庸每版影视改编都得到巨大的讨论流量,人人可以说上两句。金庸在上世纪末进行第二次修订(即「新修版」),很多金庸的粉丝接受不了一些改动,纷纷留言表示不满。这也正好印证了金庸小说的深入人心。

作品反思批判大汉族主义

由于中国对政治讨论的压制、金庸小说中的丰富寓意、以及金庸小说是如此广为人熟悉,不少人把对金庸小说某段情节的解读,作为暗讽政治的工具,这和中国流行的借抨击晚清而「借古讽今」,或借批评美国的「借外讽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庸小说对人性的思考,何为侠义,何为爱情,何为际遇,金庸都把自己的理解,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传递给读者,潜移默化地改变很多中国人的观念。笔者特别希望指出的,就是金庸小说中最关注的主题——民族问题。金庸早在50-70年代就反思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在《碧血剑》中,通过袁承志的口,认为皇太极勤政有为,比明朝皇帝好。在鹿鼎记中,对满洲皇帝康熙的肯定更贯穿整部小说。在天龙八部中,更点明了以民族身份作为评价人的标準的荒谬和悲剧。在1980-2000年代,这些进步思想影响了大批中国人。虽然不能说他带动了反思历史的潮流,但通俗易懂但又引人深思的金庸小说肯定积极地推动了这种思潮。

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在如此广阔的地理範围,在分歧如此大的政治光谱,在雅俗差别如此悬殊的人群中,都能如此深入人心。可以说,郭靖黄蓉,有如孙悟空猪八戒、有如林黛玉贾宝玉,都整合为我们华文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的一部分。

我想,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能梦想到的最高成就。

二、报人与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者

本名查良镛的金庸一生有四个身份:文学家、报人、政治参与者和学者。前文主要回顾了作为文学家的「金庸」的成就,本文着重分析作为的报人和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的成就。

我建议把金庸和查良镛分开评价,前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江湖」,后者则亲身在「政治江湖」上搏杀。金庸的成就几乎毫无争议,查良镛则争议大得多。

作为报人的查良镛

查良镛对香港报业和传媒业的贡献极大。查良镛首先是推动香港报纸及大众文化的普及化的代表人物。香港的报业发展分为精英时代、党派时代和社经时代。1925年出现的《华侨日报》是第一份面向平民的「社会报纸」。虽然「社会报纸」在战前就与党派报纸竞争,但二战打断了这个进程。战后,中国内战的影响延伸到香港,党派报纸依然佔据主要地位。1949年后,社会报纸才重新抬头。

战后,大批新移民涌入香港,即便是识字的人群中,知识结构也不高,普罗大众需要更多平易近人的读物。这时香港普通人没有购书的习惯,廉价的报纸成为最好的消遣读物,针对平民的报纸副刊应运而生。

1955年,在《新晚报》工作的梁羽生和查良镛先后接到邀请写小说连载的任务,梁羽生根据当时澳门比武大赛的灵感,写了《龙虎斗京华》;查良镛则根据自己家乡的乾隆皇帝是汉人的传说,写下《书剑恩仇录》,双双发展出新派武侠小说,迅速吸引了广大读者。1956年,查良镛在《香港商报》刊出《碧血剑》和《射鵰英雄传》,再次大受欢迎。

连载小说在当时是新鲜事物,要做到每天都发表一小段,能吸引读者不断追下去,还能发展为一个结构和逻辑都完备的长篇小说,对作家是很大的挑战。金庸、梁羽生和倪匡堪称当年连载小说界的三大写手,报纸销量大幅增加。连载金庸小说的《香港商报》成为唯一能吸引大众的左派报纸(但以社会报纸定位),销量直追当时第一大报《成报》。总之,在1950-1960年代,社会报纸把党派报纸打得落花流水,成为香港报业主流,以查良镛等为代表的小说家居功不少。

努力办「有格调」的报纸

查良镛可贵之处,是他既从大众文化起家,又努力办「有格调」的报刊。他的名字与《明报》密不可分。在1959年创办明报时,只是小本经营,员工不过十人,销量全靠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和简而清的马经)的副刊支撑。

查良镛从办报之初就不希望走「媚俗」路线,坚持把报纸往高层次提升。这时,他「左手写社评,右手写武侠」,以坚持「理性、中立、客观」的方式报导新闻,又以大量报导中国内地事件为特色,逐渐成为香港一份既「高端」又有不错销量的中文报纸,长期在业界保持销量三、四位。

查良镛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明报》主笔,百分之九十九的明报社评均出自他之手。纵观其社评和明报的风格,可以归为几大特色:第一,争取民主和自由,关怀人文,反对「极左」;第二,爱中国,坚持「中华民族」的立场;第三,是其是,非其非,不因「爱国」而掩饰中国政府的错误;第四,不怕得罪人,坚持在「左」「右」之间,开闢第三条路线。

最先发表谴责大陆饥荒的社论

在1960-70年代期间,明报刊出大量社论和文章,抨击中国共产党。它最先发表谴责大陆饥荒的社论;又反对中国不顾人民贫困,发展核武器,惹来左派报纸「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的攻击。他毫不妥协,从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每天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覆」一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时,查良镛更大力批评文化大革命和香港的六七暴动,被指责为「汉奸」、「走狗」、「豺狼镛」,受死亡威胁。

当时左派奉行恐怖主义式的刺杀行动,传媒人受到的死亡威胁是真实的,播音员林彬就被烧死。查良镛这样从左派报章出来的人,更随时可能被共产党「家法伺候」,因此他高调抨击左派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甚至被迫到外地旅行暂避风头。

但在反对共产党极左路线的同时,查良镛又坚持「大中华」主义。在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西沙海战中,明报都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中国领土」的一方。这并不表明他站到中共同一立场,相反他还批评中共与日本建交时没有明确主张对钓鱼台的主权是出卖中国领土。

明报是香港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在两个阵营隔绝的年代,西方社会(包括台湾和香港)要得到中国的準确消息非常不容易。有人说,明报之所以大量报导中国事务,主要原因从美国中情局拿到秘密资料。虽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合作关係曾存在过,但其规模和对明报的帮助程度有多大,以及是否「单向」,都值得怀疑。笔者曾研究过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档案,不少中情局报告所引用的资料往往来自明报。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明报有很多创新,最着名的就是其为中国内政的派系分析建立一个框架,当时能从中国获得的蛛丝马迹,都可以利用理论框架加以放大与推测。这个框架至今还有价值。

在六七十年代,明报是香港唯一走「高端」路线的香港主流中文报纸,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质素的记者和编辑,从明报出来的记者和编辑往往能在其他媒体独当一面,堪称香港新闻界的「黄埔军校」。明报也逐渐聚集了大批自由派精英为明报写评论,它同时也不排斥其他立场的人的投稿。

明报在香港奉行独立路线,渐渐积聚了信誉。明报被认为最能代表真实的香港的中文报纸。香港主流中小学都订阅明报,外国人眼里更是唯一可靠的香港中文报纸。笔者在美国多个图书馆检阅,如果它们订阅香港中文报纸的话,那幺明报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很多时候是唯一的香港中文报纸)。

查良镛在1990年代初搞明报上市,接着卖出明报股份,从此与明报没有实质关係,但明报采编还长期坚持查良镛的理念,直到最近两三年堕落为止。

提到明报,也不可不提其姐妹刊物《明报月刊》,简称明月。明月也由查良镛一手力创,在1966年创刊初期还兼任总编辑。明月同样以「独立、自由、宽容」为信条,以办成一份面向全球华人社会,探索华人文学、学术、文化、思想为主的高格调路线杂誌。这是香港少有的「半学术」杂誌,专门刊登有关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深度文章,有专业期刊的严格,又摒弃专业期刊的高深。由于明报累积下的名气,明月邀得众多顶尖水平的中文学者与文化人的长期供稿,包括饶宗颐、余英时、夏至清等人。在收购《亚洲周刊》(1994年)前,明月非常紧贴时事。在保钓运动、中日关係、南海问题等国际问题上都发表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其有关专题的选辑还是研究这些问题必备的原始素材。这份「既高端又大众」的刊物可以存活至今,各位有点垂垂老矣的文化人还继续向明月供稿,都是为了对当初信念的坚持。这真是香港传媒界和文化界的奇迹,查良镛功不可没。

作为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

查良镛的报人生涯,特别是其总编与主笔的身份,和其政治参与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但尤其彰显其「政治参与者」身份的,还是在他在1980年代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时期。如果说查良镛存在什幺争议的话,主要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上文说过,邓小平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所以在1981年中英谈判之前,邀请香港政经界代表人物访京时,不顾左派一贯对查良镛的攻击,点名要求明报社长查良镛上京;并且就专门在人民大会堂首先单独接见查良镛,高度肯定查良镛「爱国爱港」。这个接见改变了查良镛与中共的关係,左派当然再也不攻击查良镛。查良镛称讚邓小平是伟人。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后,又接受委任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制小组港方召集人。

「双查方案」被控出卖民主

1988年,查良镛和查济民联合提出「双查方案」(又称主流方案)。这个方案当时被形容为「比中共方案还保守」。民主派认为他「出卖民主」,激进学生在明报报馆前焚烧明报以示抗议。查良镛利用明报努力推销这个方案,在1988年11月25-27日三天,一连发表三篇社论为「主流方案」辩护;又被指只偏重支持方案的报导,而很少反对方案的报导。在接受採访的时候,他还提出「任何报纸一定要跟主事人的方针做,明报是我办的,我有行政权力,我当然有权指挥这样做或那样做,表达我的主张。」「报纸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

为六四学生痛哭失声

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查良镛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的一方,在中国宣布戒严的时候就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职务。六四事件发生后,他猛烈批评邓小平,在电视採访前失声痛哭。他随后退出政界,同年卸下明报社长职务。几年后,他卖掉明报辞去一切职务,全面退休,开始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学者生涯。

查良镛对邓小平的看法被一些人讥讽为「小粉红」;查良镛支持香港回归,被盖上「大中华胶」的帽子;主流方案被一些人责备「出卖香港」;他努力推销主流方案,则被指责为「公器私用」。

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脱离了时代的脉络。

首先,查良镛从头到尾都不是「反共」派。他曾到北京求职,因出身问题被拒绝;他曾进入左报工作,「大侠」之路就是从左报开始的。他反对的是共产党的极左路线,特别是以毛泽东一派为首的不顾人民福祉的极左派。在1950年代后期反右和大跃进之前,共产党的形象并不差。查良镛脱离左报系统,自办报纸,与他看到中国变得极左,要与极左派路线分道扬镳有很大关係。

文革结束后,极左路线终结,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广泛支持。这时邓小平的形象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非常正面。查良镛支持邓小平,那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吗?到了八九六四,他和明报都旗帜鲜明地反对邓小平的六四镇压。这最多说,他和世界绝大多数人一样,都看错了邓小平。在政治漩涡中,他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

其次,查良镛向来是一个「大中华主义」,支持中国统一与强盛。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也是一种主流认识。笔者也论证过,从金庸小说可知,查良镛并非那种「大汉族主义」者,他支持的是中国统一,但同时认为应该平等对待各民族。这不是那一代追求民主,追求公义,追求平等的人的渴求吗?

现在,香港和台湾各有独派势力,「大中华」对一些人来说「难听过粗口」。但回到1980年代,香港大部分人都没听过「港独」这回事,台湾独派也只能委身争取民主自由的党外人士的羽翼下。当时有多少人不是「大中华主义者」?

第三,有关双查方案,实际是一个带有进步色彩的妥协方案。

由于问题比较複杂,笔者只能另文分析。简而言之,当时政制问题是起草基本法时争持不下的问题。要争取普选,必须提出一个中方可以接纳的方案。双查方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妥协方案。正如一切妥协方案一样,它有其保守的部分,也有其进步的部分。

保守的部分,正如民主派指责的,没有从1997年就开始直选。进步的部分,则提议:「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进行一次全体选民投票,以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如果双查方案能被全面接纳,只要香港人万众一心,2012年特首选举就可望能选出特首。在查良镛的努力下,1989年2月的基本法(草案)中,基本採纳这个方案。

当时有人指责,双查方案比中国底线还要保守。这非常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在查良镛退出后,1990年的草案,中共就把其中的进步部分都去除了。如果真的是比中国方案还保守,怎幺最后「进步部分」没有最终写入《基本法》?

对此,查良镛也不需负责,因为他已经因六四退出了起草委员会,之后的改动就无能为力了。

因此,到最后,双查方案实际被分拆了两部分,其保守的部分被吸纳入基本法,进步的部分被抛弃了。原先的妥协方案就这样变成一个「保守」的方案了。批评者只说出了其「保守」的部分,没有提及其「进步」的部分,这是相当不公道的。

查良镛的方案当时得不到理解,但后来越来越多人认同。当初指责他的李柱铭说,查良镛是当时争取民主的「第三人」,而且比他更懂中共的底线。又说,如果双查方案得到落实,那幺现在香港早就有民主选举了。这些反思都是客观的。

最后,有关他对新闻自由的论述,也必须客观分析。

在查良镛成长和创业的年代,报纸的立场确实是与办报人的立场高度一致的。查良镛在办明报之初,就一直坚持自己写社论,把明报作为自己的喉舌。如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根本没有必要办这份报纸。因此这种理解也很正常。

再推而广之,报纸有立场,而且通常是办报人或总编辑室的立场,这是报纸的常识。「客观、中立、理性」不等于没有立场,没有态度,用社论表达对自己提出的方案的支持,并没有超出办报人的原则。香港《苹果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共,《华盛顿邮报》旗帜鲜明地反川普。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香港那种编辑室与办报人出现偏差,进而编辑室「捍卫新闻自由」的情况,大都是报纸易手,新老闆和旧编辑室的立场不同而引发的。

从儒到佛,金庸与查良镛走了同样的道路

查良镛的学者生涯笔者所知不多,只知道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却偏要实实在在地读一个「真博士」的事。他读学位时已是2004年,对这个80岁的老人,除了讚叹他的坚毅之外,实在无法要求太多。一言以蔽之,以金庸的成就与学识,他到剑桥读学位,同时也是剑桥的骄傲。

查良镛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这是他「谄媚中共」得来的。这种可笑的言论实在不值一驳。你看金庸所到大学开讲座之处,到处人山人海就知道,金庸的名望与地位完全是其成就使然。

作为报人与政治参与者的查良镛,其实与作为文学家的金庸在小说中表现的立场与思想变化高度一致。小说中,他思考何为侠义,在现实中,他要找一条能伸张正义的道路。小说中,主人公开始是儒家,「为国为民」,但结局总是悲剧;由此他认识到越强求越得不到的道理,转为佛家。现实中,他同样以儒家的精神坚持用一枝笔与左右两派作战,为香港人争取民主与自由;但最后,他寄以希望的邓小平也做出镇压学生之事,幻想破灭,他也只能像武侠中的侠客一样,退出这个江湖,用佛家的精神度过余生。

或许,这就是一个侠客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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